但是，这些修改或者调整，哪怕变化再大，也仍然只是属于战术层面的微调。

什么是合理的差别呢？对此，我国学者认为，合理的差别指的是根据实质上的平等原则，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25]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再如，挑选篮球运动员往往要求身高1.90米以上，很多身高低于1.90米的青年常常就可能被挡在职业运动员门外。我国《宪法》第8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或者说区别对待，是平等制度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两者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了平等制度的基本内涵。（三）我国《宪法》中有大量的区别对待的内容 无论是平等权利还是平等原则，我国《宪法》就平等制度安排了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在内的六个条款。广而言之，利一人不如利二人，利二人不如利群体，利群体不如利一国。

故此，人人平等是有参照物的平等。（二）宪法平等条款的主要实施途径：通过法律的实施 我国宪法平等条款的具体实施，主要是通过制定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实施，即主要是通过宪法的立法适用。七、对我国区域法律治理的启示 虽然中美两国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有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但是这种差异性只是针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从区域法律治理的角度来考虑，却存在诸多的共通之处。

在这种背景下，联邦权力对包括州际协定缔结权在内的州权的制约和限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18] 事实上，新罕布什尔州诉缅因州案只是重申了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案构建的功能性联邦权威标准，即只有侵犯或者干预了美国联邦至上权力的州际协定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关键词:  美国宪法，协定条款，宪法变迁，功能性联邦权威标准，区域法律治理 一、引言 在我国，从京津翼到珠三角，从长三角到东三省，再到新疆乌昌、长株潭城市圈、安徽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成渝城市圈和河南中原经济区，最后到长江经济带，它们都在积极探索区域治理的法律制度，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区域合作协议机制。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最高法院专门假设了以下四类不需要获得国会批准的州际协定：其一，关于纽约州购买弗吉尼亚州的土地并实际拥有所购土地的州际协定。

在这个案件中，弗吉尼亚州诉称，其与田纳西州案缔结的边界协定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因而违反《宪法》的协定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于这类贸易协定，到底是否应当得到国会的批准呢？2003年，美国堪萨斯州州长凯瑟琳以堪萨斯州的名义与古巴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在协定条款适用过程中，联邦和州之间的相互逐力体现的是二元联邦主义到合作联邦主义再到新联邦主义的宪法变迁。[57]因此，对于那些明确属于州的传统主题的州际协定，并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像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联邦政府来有效率地处理，不断盛行的新联邦主义使州际协定越来越受到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青睐。2006年，一个叫全国普选的组织极力推广《全国普选票州际协定》，其目的旨在改革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团制度，间接实现全民普选。

[21]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钢铁公司诉州际税收委员会案中作出了基本一致的法律判断：其一，《跨州税收协定》并没有授予成员州新的权力，而各州也只是行使着该协定缔结之前既有的法定权力。三是在未来的《区域合作法》中，对地方政府间纠纷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专章加以具体规定。但随着有关区域治理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权威宪法解释机关的出现，美国式的宪法解释论应当逐渐成为我国区域法律治理实践的主流理论。[1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仅仅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宪法》协定条款，那么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宪法授予的在其疆域范围内的州权，是我们的国家成立、发展和维持的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石。根据《宪法》协定条款，州际协定的缔结主体是美国各州，而美国国会在州际协定中的作用是法律监管和规制，即同意或者拒绝州际协定的生效。

(一)附条件的国会同意 面对州权的不断扩张，国会开始拿起美国《宪法》赋予的批准权这一武器予以反击和限制，通过对州际协定不断施加附条件的国会同意，试图真正对州际合作行为实施管理监督权。但什么是州的传统主题呢？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始讨论州的固有权利，并将其标签为州的传统主题。

[22]基于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州际协定仅仅创造了一个跨州的管理机构，即使这个管理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也不是必须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的充分条件，因此，《跨州税收协定》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在《区域合作法》正式出台之前，可以由国务院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先行制定《区域合作条例》。基于美国经验和我国国情，解决区域合作缺乏直接的宪法和法律依据难题的法律对策是修宪论、法律完善论及宪法解释论的分阶段运用，而解决区际政府间纠纷难题的法律对策是责任条款解决机制、行政解决机制、仲裁解决机制及司法解决机制的综合运用。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国《宪法》协定条款并不能也没有必要适用于所有的州际协定其条文通常表述为公民享有……的权利，非经……（主体）因……（事由）依据……（程序）不得予以剥夺或限制。三是笔者所倡的取上述两方案之中道，吸收两方案之优点而避免其不良影响的折中改良方案。

（二）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打击范围过度扩张 从我国刑法文本（含历次刑法立法草案和修正案）的演变过程看，刑法中关于政治权利刑之内容和打击对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张，每一次扩张均严重超出其立法初衷，带来较为明显的负面效应。[10]关于选举权双重属性的论述，参见[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增订：《宪法》（第三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8页。

[30]犯罪分子被剥夺的权利和利益应当尽可能地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侵犯的权利和利益相对应，尽可能地类似于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第二次扩张不仅表现在打击对象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方面。

（4）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5]参见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其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四、结语 政治权利是公民四项基本权利之一，是立宪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之基本内核。[34]林纪东：《褫夺公权之初步检讨》,载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卷）,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065页。其次，限缩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打击对象，将其严格限定在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的应当剥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范围内，并且打击对象范围的扩大和类推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如德国《基本法》第11条针对迁徙自由即规定：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

（3）担任公共团体职务之权。[29] （三）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负面效应过分溢出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其表现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它包含惩罚与教育两种内在属性。

在打击对象范围上，经由各地刑事司法实践由针对传统的打击反革命分子等阶级敌人开始过渡到打击一般刑事犯。[24]遗憾的是，最终立法者仍将这六项自由规定在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中。

[20]最早的规范依据则是1949年9月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6]参见[日]大塚仁：《刑法该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457页。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6期。例如，言论自由具有广泛含义，往往难以界定剥夺何种言论，如对于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建议、检举的权利，往往通过言论来实现，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狱中若检举有关官员贪污，此种言论是否应该被剥夺？又如，该犯罪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被剥夺政治权利后，法院是否能够强制性要求其所隶属的党支部将其开除出党籍？若其是民主党派的党员又如何处理呢？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该法的实施条例都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参与集会、游行、示威，我国《刑法》的规定与此有冲突，应当依何者而行？[44]对于触犯了相应刑法规定的外国人、未成年人呢，是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45] 最后，依据限制性解释论，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政治权利之全部或部分,争论不一。事实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人在狱中出版著作已非鲜例。表达自由则有政治性的表达和非政治性的表达两种，其在内容方面与前者有显著的区别。

我国《刑法》第56条既然规定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六项犯罪可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那么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该司法解释无疑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我国《刑法》的规定。[37]此种刑事立法例适应世界刑罚轻缓化的主流发展趋势，并契合了公民权利保障之发展的世界潮流。

其他法律只能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落实情况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而不能对其加以具体的限制，除非获得宪法上的授权委托。美国刑法也没有剥夺政治权利刑之规定。

一则，如此改良使得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适用更具可行性，其执行不再受制于诸如部分剥夺还是全部剥夺、如何剥夺等无解难题的困扰，使得刑罚执行更具统一性和威严性。参见吴平：《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68页。